洪雅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汪勇

　　

　　公安行政调解作为诉外纠纷解决机制，是“和谐”理念下行政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特别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公安行政调解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推崇和信赖。笔者通过对近三年来全县公安机关行政调解进行对比发现，属于公安机关调解范畴的损失、伤害纠纷基本持平，而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等则是年年剧增，多半部分应当通过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完成的民事纠纷也纷纷进入到公安行政调解中，公安机关调解的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维权和法制意识的增长失去控制式地不断扩大。公安行政调解不仅面临着工作量大、面广等诸多现实问题，而且极易陷入到越权插手经济纠纷，过度干预民事纠纷，矛盾纠纷久调不决，专业不济调解反复等执法困境，执法公信力受到社会各界乃至群众的质疑。笔者在此重点就依法治国体制下的公安行政调解工作作一粗浅探讨，并希望可以以此文求得抛砖引玉之效。

　　

　　一、当前公安机关介入纠纷调解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查阅，我国法律、法规授予公安机关行政调解的权力主要来自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依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的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二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三是办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治安案件时造成的损失、损害可以调解处理。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调解的纠纷情形和种类远不及此，常见的就有土地边界、家庭婚姻以及经济、债务、劳务等。在有警必接、有警必出、有难必帮、有求必应的现实工作中，这就给公安机关处理纠纷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调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洪雅全县公安机关参与纠纷调解1564起，其中一般民事纠纷是占到了七成，极大地耗费了基层的警力，牵扯了公安机关有效实施治安管理的精力，基层特别是派出所民警不得不通过加班加点来完成诸如人口管理、治安巡逻、行业管控以及其他临时性安排下来的工作，重压之下的工作效率和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其次是调解工作的难度日益加大。随着经济体制、结构的深刻变化，涉及民事、经济、行政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纠纷内容、形式往往触及到多种法律关系，而基层民警基本上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培训，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特别是当前民事、经济、合同领域内的纠纷，专业知识要求相对较高，民警鲜有涉猎，直接参与调解恐达不到调解的目的和效果。反而会造成纠纷久调难结、矛盾久化不解，警力陷入其中，群众对公安机关意见大等问题。再次是调解缺乏法律效力，履行协议易反复的问题日渐突出。公安行政调解基于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其法律效力不同于人民法院调解，也不同于人民调委会调解，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不具有强制性，公安机关在处理纠纷上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居间调停，或以让步行政权力为代价，促使双方定纷止争。调解结束后，当事人虽暂时服从了公安机关的调解，但经常会因为某个引子而再次引发矛盾，使已达成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有着其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原因。因此，我们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公安行政调解工作不仅仅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更是关系巩固安定和谐局面的大事。所以，努力做好公安行政调解工作，是基层派出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社会发展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和使命。对于当前以公安机关为绝对力量的纠纷调解模式，已经暴露出了其固有的弊端和问题。笔者对此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思考。一是健全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立法上，赋予人民调解组织的基本权利、义务、职责，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使其依靠人民自治来更好地发挥人民内部矛盾的调处作用。完善公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的相关细则和操作规范，做到纠纷受理、转办、办理、回复无缝衔接。二是完善司法调解机制。公安机关之所以成为调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力军，主要原因在于群众不愿“打官司”的思想根深蒂固，一则是诉讼周期长、程序繁琐，二则是诉讼费用高、当事人之间对抗性强。而通过公安行政调解诉讼成本低、方便快捷且周期短。因此，应当畅通群众向基层人民法院反应解决民事、经济、合同、债务、人身伤害、财物损害等纠纷的渠道和受理范围，最大限度简化民事纠纷办理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在法律维权的过程中，提高全民遵法守法的意识。三是强化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责，逐步减少纠纷调解工作对公安机关的依赖。尽管公正性、权威性、服务性是公安机关固有的三大特性，但“术业有专攻”。虽然基层公安机关在调解纠纷这方面目前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应该清楚的是，相比调解工作，公安机关对社会的管理工作，对犯罪活动的打击是无可替代的，是更加迫切的，也是群众看待公安机关、审视公安工作好与坏的一项主要指标。因此，应出台相应行政法规对公安机关行政调解的范围、情形以及办理、移交程序等予以明确，在确保纠纷第一时间得到及时、妥善处理的同时，逐步减轻公安机关调解民间纠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矛盾调解工作逐步进入到法制化的轨道。